认知因素在地名演变中的影响———以澳门为例

摘要：利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澳门地名演变过程进行系统梳理，通过对“蚝镜”“濠镜”“濠镜澳”“香山澳”“澳门”等澳门地区不同时期地名产生的认知理据进行分析，能够看出当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发生改变时，人们的认知模式也可能会随之变化，视角的改变推动了地名的新旧更替，而换喻则是地名产生的重要机制，同时着重分析了从“蚝镜”到“濠镜”这一地名雅化过程，并指出地名雅化需要的条件以及可能产生例外的情况。

关键词：澳门；地名；认知语言学；转喻；地名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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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蚝镜”一名的认知语言学分析

“澳门”这一地名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经历一系列的发展过程后才最终定名。“蚝镜”是澳门最早的名称之一，“蚝”是牡蛎的别称，人们将此地与“蚝”相关联，表明当时澳门地区以牡蛎这一物产出名。至于“蚝镜”之“镜”则是由于澳门地区南北两个港湾环绕，正如一面波光粼粼的镜子。这一地区得名“蚝镜”，意味着人们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此处海湾形状与盛产的牡蛎，而海岛潜在的港口枢纽价值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澳门地区之所以得名“蚝镜”，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其中人的认知因素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里我们引入认知语言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认知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流派，该流派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活动，语言中相当多的成分与结构的形成都离不开人类的认知活动。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最大的一类，其命名更是与人的认知活动息息相关，具体来说，形成“蚝镜”一名的重要机制就是转喻(metonym)，即用一个成分代表另一个成分，而这两个成分之间存在联系，比如我们可以用部分来代替整体，如“all hands on deck”(全体水手在甲板上集合)，也可以用容器表示内容，如“I will have a glass．”(我要喝一杯)，只要两个事物之间存在联系，就存在产生转喻的可能。人们通常认为转喻是一种修辞格，认知语言学则更进一步，将这种常见的语言现象视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显然，“蚝镜”以“蚝”进行命名，是以物产名作为地名的代表，命名理据是因该地盛产或曾经出产某种物产，这一物产对该地具有代表性的意义，人们就用这一物产来指称该地区。

而“蚝镜”之“镜”也存在相似的情况，不同的是，人们首先把该地区环形海湾隐喻为一面镜子，然后再用“镜”进行转喻，即用海湾的形状来代表整个地区，命名理据是该地区具有某个突出的地理特征，就用这一地理特征来指称该地区。采用地理特征换喻方式的地名数量众多，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全国各地非常普遍的“X山”，如泰山(市)、黄山(市)、鞍山(市)等等，但与这些地名不同的是，“蚝镜”中的“镜”由于经过了一次隐喻过程，所以它的意义相对较隐蔽，不容易从字面直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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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雅化——从 “蚝”到 “濠”

澳门早期名称“蚝镜”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濠镜”，“濠”不见于《说文》，《玉篇》的解释是“濠，水名也”，关于这个字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濠梁之辩”，庄子和惠子辩论之地就是濠水，它是一条古河流，属于淮河南岸支流。江淹《刘太尉琨》诗曰：“饮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这里的“濠”并非专指某一条河流，而是泛指护城河。从专指一条河流到泛指护城河，“濠”的词义经历了扩大的过程。

含有“濠”的地名在我国沿海各地均有分布，多见于南方地区，“濠”用于地名，同样也存在专指与泛指的不同类型，前一类是含有“濠”的河流专名，如“濠滨”是江苏省南通市的别称，这一名称来源于南通的护城河———濠河，再如青岛的马濠公园，也是由于坐落在马濠运河流域而得名。后一类则是泛指“水”的通名，此类地名广东、福建两省居多，大多数都位于沿海或河流附近。

“濠”的含义虽然明显与水相关，但“蚝镜”之所以演变为“濠镜”，就其原因，除了“濠”字更加贴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原先的“蚝”过于通俗，难入大雅之堂，所以人们将其置换为比较文雅的同音字“濠”。从“蚝”到“濠”，这是一个典型的地名雅化过程，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人的认知模式发生变化，而是认知的主体产生了转移。当某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地名“命名权”往往也会从普通百姓手中传递到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手中，与普通民众相比，官方的命名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既要考虑地名是否好听文雅，又要照顾到地名的系统性，比如澳门的另一个名称香山澳就要比濠(蚝)镜名称系统性更强一些。

从“蚝镜”到“濠镜”的转变过程不但体现命名者追求地名雅化的心理，而且表明澳门地区的地位正在逐步提高，这是因为如果某一地区经济政治实力较强，其地名出现在书面语的频率也较高，地名的雅化和地名的书面化是密不可分的，某一地名常常见诸书面，若名字不甚雅观，很容易被人改头换面，较“典雅”的名字就不自觉地套在它的头上，比如张清常先生在《北京街巷名称的语言问题琐记》等一系列文章中就论述了相当多的北京胡同地名雅化的例子，地名雅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该地区逐渐扩张发展的过程，先前不被人重视的小胡同，命名的主宰就是居住于此的平头百姓，命名的标准非常简单，区分度强，不拗口即可，等到小胡同进入了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的视野，原先的名称若不雅观，很可能换一个同音字或者音近字的新名，就像蚝镜改为濠镜一样，既尊重了当地人的口头表达，又符合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的欣赏标准，正可谓一举两得。当然，地名雅化还有另一种途径，那就是重起炉灶，把一个与原地名并不相关，但更加文雅的官方地名硬塞给老百姓，对此，原住民可能会欣然接受，但也有不少地名他们干脆将其拒之门外。

 某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地区名称的雅化，不过，某些地名似乎是这一规律的例外，例如今天的石家庄市不仅是一座现代化城市，而且是河北省的省会，但从名称来看，“庄”却与现代大都市多少有些名实不符。究其原因，有可能是该城市曾经历过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百年前石家庄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村庄，但由于20世纪初修建的多条铁路在此设站，1925年石家庄就正式升格为城市，从小村庄发展为大城市，石家庄只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社会经济因素变化得过于迅速，对这个地方的命名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这是石家庄一直保留原地名的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例证是深圳，“圳”不见于古籍，《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田边的水沟”，而且特别注明它是一个方言词，深圳也就是田边的深沟的意思。由此看来，“深圳”这个名字也不甚雅观，但由于深圳也存在与石家庄相似的情况，发展的历程也只有二三十年，不太容易以让人接受新的名字，另外“圳”虽然不够文雅，但其属于方言词，通行范围较窄，来到深圳的大多数移民并不清楚它的意思，因此，深圳这个地名就没有进入雅化过程，而是被人们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三个条件和地名雅化密切相关：第一，改后的地名需要大多数居民能够接受，北京的一些雅化地名由于原住民不接受，新名称在日常生活中形同虚设，最后也不了了之，只好改回旧地名：第二，地名虽然能够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改变，但由于地名的产生就是为了方便人们指称某一地区，需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需要足够的时间留给人们适应地名变化的过程，速度太快的发展过程常常让人们“被迫”接受“土气”的地名，石家庄是很典型的例子。第三，地名理解度高，如果大家都觉察到地名的用字过于流俗，这个地名就很难留存，发生雅化的几率比较高，但如果像“深圳”之“圳”这样的方言词，或者一些来源于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产生雅化的可能性却不大，再如哈尔滨市区有一个太阳岛，本来是满语大马哈鱼的意思，汉语音译为“太阳岛”，看似文雅，本义却颇为通俗，但由于居住在此的很多人不解其意，也就不会出现雅化的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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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镜澳”与 “香山澳”

澳门地区的名称从“蚝镜”雅化为“濠镜”后，又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从“濠镜”到“濠镜澳”，再到“香山澳”。澳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为“渨厓也，在内为澳，在外为渨”，“澳门”的“澳”也是这个意义的引申。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的解释更加明确:“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广东新语》接下来又解释了从“濠镜”到“濠镜澳”的发展过程：“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赌当事求濠镜为澳。”“濠镜”发展为“濠镜澳”，说明澳门地区的功能已然发生变化，从原先盛产牡蛎的环形海滩，发展为船舶竞相登陆的码头，这一变化说明人们对这一地区的认知角度产生了改变，而“濠镜澳”演变成“香山澳”的过程则体现出其港口作用的进一步加强。香山澳一词字面看来是香山县的码头，这样的地方原先并非只有澳门一地，浪白澳、屯门澳、广海澳也同样都可以被称为“香山澳”，但最后澳门在竞争中胜出，成为独一无二的“香山澳”。

如果我们重新回到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变化历程，会发现从“濠镜”到“濠镜澳”的过程体现了人们的认知从地理形状和物产转喻发展到凸显地区功能的认知，而从“蚝”的隐去到“澳”的出现体现的正是澳门地区在功能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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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地名的最终定型

澳门地名演变的最终一章就是众所周知的“澳门”一词代替了凸显地区功能的“香山澳”，“门”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对本地区的认知模式又产生了细微的改变，“澳”的意义近似于港口，其功能在于货物人员的交换，而带有“门”的地名往往具有“进入某地的通道”之义，具体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的门形建筑物，这类地名在具有一定历史的城市中较多见，如北京有建国门、东直门、西直门，南京有中华门，这些地名都是和城市的入口———城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使建筑物后来被拆除，地名也仍然保留了“门”这个字；另外一类地名虽没有门的具体建筑，却有门的作用，常常是进入某一地区的必经之路，所以常常会有“门”的隐喻。典型的例子就是天津号称京畿门户，别称津门，是因为天津是守卫北京的重要门户，此类地名广东沿海也有很多，如虎门(原名虎头门)、海门、厓门、甲子门等。

至于“澳门”之“门”，主要是因为近现代的澳门不但承担着人员往来、货物交换的任务，而且也是从海上进入珠三角地区的重要入口，这正是“门”的最主要功能。另外，澳门的地形也和门的形状具有一定的相似度，澳门的四个海岛使海水纵横为“十字”，人们将其称为“十字门”，澳门附近有两座山南北相对，也如同两扇大门一般。功能上的相似再加上地形上的契合，“门”进入这一地名就水到渠成了。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地区的发展，很多地名都会出现新旧交替的现象，但新地名不一定会完全取代旧地名，由于很多旧地名沿用已久，具有比较深的文化含义，不少旧地名虽然不可能“复辟”，成为地区的正式名称，但被一些组织机构或者文人雅客保存下来，如孙中山先生曾经工作过的镜湖医院中的“镜湖”，就是澳门的古称，它今天虽然不再是澳门的正式地名，但通过医院名称一直保存至今。另外，文人墨客喜欢拟古，称呼某一地区不愿直呼其名，而是喜欢用古称，如一本关于澳门的书就叫作《蚝镜映西潮》，而称呼澳门为镜湖、莲岛、濠镜、濠海的文艺作品更是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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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借助认知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澳门古今地名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地名产生与变化和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变化可能会引起人们认知模式的改变，从而影响地名的变化，澳门最初得名为“蚝镜”，又经历了从“濠镜澳”到“香山澳”的变化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在地名演变中，认知主体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经济文化的发展常常会促使地名雅化，地名雅化实质上是命名权发生了转移，从市井百姓转移到更高层次的主体，如“蚝”到“濠”的一字之变，看似随意选择，实则为地名雅化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在澳门地名演变中，地名的命名不断受到社会诸因素和人们认知因素的共同影响，最终“澳门”一词脱颖而出，成为地区的正式名称。

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3期

作者：刘巍

选稿：耿曈

  编辑：佘本金

校对：何涵

责任编辑：黄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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